配资平台安全吗 欧阳修：宽窄之中见天地，千年豁达照古今
公元1045年的滁州官道上，一驾青布马车碾过满地秋霜。三十九岁的欧阳修掀开车帘，远处琅琊山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。这已是他第三次被贬谪，腰间革带深深勒进青衫的褶皱，却未能束缚住那双仍在观察民生疾苦的眼睛。当后世反复吟诵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洒脱时，鲜少有人注意，这位文坛领袖的生命轨迹中藏着数次重大转折，但每次转折都在他的精神世界凿刻出新的维度。
01、宦海沉浮：宽窄相济的为政之道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29岁的欧阳修因在《与高司谏书》中痛斥谏官高若讷“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”，被贬至夷陵做县令。这场由景祐党争引发的贬谪，使他首次体会到政治理想与现实秩序的剧烈冲突。他深知此次贬谪表面是因文字获罪，实为改革派与守旧派首次正面交锋。
展开剩余86%好在，这样的打击并未磨灭欧阳修心中的理想，反而成了他的精神淬炼。从繁华京城到“地僻而贫”的峡州属邑，从庙堂之高到“如野人居”的破败衙署，虽有“万树苍烟三峡暗，满川明月一猿哀”的贬谪愁思，却也在峡江烟雨中参透了“行见江山且吟咏，不因迁谪岂能来”的豁达。
抵达夷陵后，他特意将安置家眷的居所命名为“至喜堂”。其后，在衙厅东隅不足方丈的斗室里，他于摇曳的油灯下勾勒出《新五代史》的宏大纲领；在县衙古槐的虬枝浓荫中，将首批金石拓片分门别类收入《集古录》。当同侪感叹“黄杨厄闰” 的命途多舛时，他在给尹师鲁的信中写道：“方贬官时，未尝戚戚，但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之理，明进退之机。”
夷陵之行，欧阳修得以“周达民事，兼知宦情”，立誓“自尔遇事不敢忽也”，养成了在“道德文章”之外“多谈吏事”的习惯，对他此后的人生颇有影响，也为他此后屡遭贬谪埋下伏笔。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初，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征辟欧阳修为掌书记。欧阳修闻命，笑着推辞道：“昔者之举，岂以为己利哉？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。”但当范仲淹举起革新大旗，他又连上奏疏，提出改革吏治、军事、贡举法等主张，所论者皆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。
庆历五年，新政在守旧派反扑下全面溃败，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：政敌夏竦等人借其外甥女张氏因与家仆私通案，罗织欧阳修“诱拐甥女”的罪名，震动朝野，导致欧阳修贬滁州。
在滁州任上，欧阳修以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构建起精妙的隐喻，三重 “深”字叠加的庭院空间，暗讽北宋文官制度中层层叠叠的权力网络。又在《丰乐亭记》中刻意强调“疏泉凿石，辟地以为亭”，表达渴望通过“人工改造自然”的方式，突破政治困局。而落到实处，政治抱负转化为“酿泉为酒，野蔌杂陈”的民生工程，疏通泉眼三十余处，使《醉翁亭记》中的“山水之乐”有了切实的物质基础。地方志载其“宽简而不扰”，百姓为其立生祠，以“文章太守”相称。
最终，当他与樵夫夜饮山涧，酒酣挥毫，写下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时，彻底完成了从“庙堂理想”落地为“山野实践”的精神转换——“宣上恩德，以与民共乐”。
治平二年，欧阳修又被卷入“濮议之争”，遭到御史吕诲等人的攻击。经过这次风波后，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更有所悟——像他这样的切直刚正的人，似乎不适合做官。于是再三求退，终得知毫州。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六月，欧阳修终于得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致仕，归居颍州，走完了他起起伏伏的一生。
02、文学境界：宽窄自如的精神道场虽也曾位列宰执，但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，带给他的却是“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”。为了破解“官场樊笼”与“精神自由”之间的永恒矛盾，他只得另觅他途——将社稷民生与文学紧密结合，“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”，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强调文章应关注现实、言之有物，反对浮华空洞的骈文。
与韩愈“文以载道”的工具理性不同，他希望将文章从道德说教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。
《醉翁亭记》开篇“环滁皆山也”的简劲笔法，虽是经历政治风暴后的精神觉知。文中二十一个“也”字构建出的悠长韵律，恰与太守“颓然乎其间”的醉态形成张力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哲思，在 “山水之乐”的表象下暗涌，于“半醉半醒”达到忧乐圆融的境界，正如他笔下的“残雪压枝犹有橘，冻雷惊笋欲抽芽”，在逆境中孕育着破茧的力量。
而《秋声赋》的问世，更是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文体突破：当“初淅沥以萧飒”的秋声在纸页间回荡，散赋的自由韵律一举打破了骈文的格律枷锁，将生命哲思诉诸笔端。“无形之秋声”的隐喻，恰似《新五代史》中的“义儿传”，以笔为刀解构了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。
及至晚年退居颍州，欧阳修在《采桑子》组词中完成了最后的精神涅槃。当“轻舟短棹”划过西湖平静的水面，政治失意化作了对社稷民生的精微体察。“惊起沙禽掠岸飞”的动态捕捉，与“微动涟漪”的静态描绘，构成了动静相生的生命图谱。这种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日常审美的悠闲，帮助他消解了人生短暂的焦虑。
“醉能同其乐，醒能述以文。”
官场的窄门关不住思想的翅膀，贬谪的苦旅终究拓宽了精神的疆域。
03、师者胸怀：宽窄皆门的恢弘气度在提携后进这件事上，欧阳修展现了真正的境界。
在汴京贡院批阅试卷时，欧阳修敏锐捕捉到苏轼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喷薄的才气。当得知这篇惊世之作出自尚未弱冠的眉山青年之手，“快哉！快哉！”的赞叹声震屋瓦。他不仅在考卷上朱笔圈点，更在朝堂之上逢人便说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！”这种甘为阶梯的胸襟，比韩愈的“师不必贤于弟子”更多三分赤诚。
当旁人提醒他“苏轼才学极富，恐天下人只知苏轼”时，他笑答“文道如江河，何惧后浪汹涌”，一句道出了“文以明道”的真谛。
在知贡举任上，他先后擢拔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又将曾巩、张载等青年才俊纳入门下。他秉持着“文章如精金美玉，市有定价，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”的文化自觉，成为天下文人的精神领袖。据《石林燕语》记载，当时“苏门四学士”常聚于欧宅庭前，欧阳修常命人取出珍藏的《昌黎先生集》，在紫藤花影中与后生们探讨古文真谛，其情其景，宛如古槐荫庇新苗，既得其滋养，又助其参天。
在给梅尧臣的信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吾年向老，有所恃者，独后进有人尔。” 这种将个人生命价值与文化传承紧密相连的胸襟，使他在晚年编纂《集古录》时，特意收录苏轼早年墨迹，视若珍宝。“夫虑熟谋审，力不劳而功倍，作事可以为后法，一宜书。”这种甘为铺路石的精神，使北宋文坛形成了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良性发展，也让中华文明在代际传承中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。
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；
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
欲吊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；
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
晚年，欧阳修自号“六一居士”，以“藏书一万卷、金石一千卷、琴一张、棋一局、酒一壶、老翁一人”完成对功名利禄的主动剥离。将“少即是多”的生活哲学，转化为《归田录》中对市井百态的幽默观照，于“卖油翁”的日常中，寻得比庙堂更广阔的精神疆域。
重读《泷冈阡表》，会发现这位北宋文宗早已在墓表中做了注解：“祭而丰，不如养之薄也”。对形式主义的消解、对本质价值的坚守，或许才是破解“生存迷障”的钥匙：人生如逆旅，窄是必经之路，宽是自选之途。
发布于：河南省